第四十七节 齐鲁烽火(2)——变化_《中华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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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节 齐鲁烽火(2)——变化

  自从北洋军阀从内部分裂成直、皖两系之后,这两股势力就一直为争夺北京政府的控制权而明争暗斗。

  袁世凯死后,虽然先后更换了三个总统,但是北京政府的实权却一直由段祺瑞这个总理所把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的扶植下,段祺瑞以编练“参战军”为借口大力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企图用武力统一西南、进而统一全国。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他在各个方面都排斥和刁难处处掣肘直系,因而与窥伺中央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矛盾日益尖锐。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英国、美国等列强们由于陷入战争的泥潭,国力日益虚弱,再加上张自强势力的迅速崛起,以及他们实行了“遮断干涉中国的所有外部势力”的强硬政策,列强们对中国国内各军阀势力的影响力也直线下降。失去了列强们的军火和经济援助,他们的军事实力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

  日本虽然没有参加欧洲战场,但是他们却遭到张自强集团的打击最大,损失也最大。日本在菲日海战中的失利和干涉远东战争的失败,使他们自甲午战争以来长期在中国攫取的巨大利益和影响力几乎全部丧失。

  也正因为张自强集团对日本的打击最重,所以对控制着北京政府的亲日的皖系段祺瑞政府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非常大。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控制中央政府的曹锟和吴佩孚对形势的把握很准确,他们借助美国人的帮助转而与菲律宾政府眉来眼去、不断主动示好。在张自强集团态度暧mei的“绥靖政策”引导下,曹锟和吴佩孚的自我感觉越来越良好,对取代段祺瑞、进而控制中央政府的信心也越来越足。一进一退、此消彼长,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也因而进一步激化。

  历史上,曹锟是个利欲熏心的人物,他的威望和名声都不怎么样。他后来的大总统也是在赶走奉系之后、通过贿选才当上的。段雨生认为:对付这样一个“贿选总统”,要比对付老奸巨滑的“政治不倒翁”段祺瑞容易得多,这也是他们之所以暗中支持曹锟的一个重要原因。柿子总要拣着软的捏,菲律宾政府“扶曹倒段”的既定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舆论导向:此时的段政府在民众的眼里是镇压爱国运动的刽子手、是出卖山东和青岛主权的卖国贼,段雨生他们总不能支持这样的政府吧?

  可是每个中国人都明白这样一个真理:中国的政治不是靠讲道义、更不是靠谁的嘴皮子厉害,而是靠军队和枪炮的多寡、军事实力的强弱来说话的!1920年2月2日,深感自身实力不足的直系元老曹锟与窥伺中央已久的奉系张作霖为了“驱段”这个共同的目的,结成了“反段联盟”。

  直系的青年才俊吴佩孚更是个聪明人,他一见段祺瑞的“日本干爹”在福建跟菲律宾军队干了起来,接着对方又出兵山东、牵制住了山东的日军精锐部队、消除了他心头最大的隐患,他就立刻意识到了“反段的时机已到”,开始筹划对皖军进行军事打击,准备使用武力把段祺瑞赶下台去。

  吴佩孚当然更明白“师出有名”的道理:他借“五四运动”的风潮和全国人民反对“巴黎和约”、强烈要求收回青岛主权的舆论,通电指斥皖系“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柄”,把社会舆论拉到了直系这一边,同时也借机把他自己树立成了“担负起振兴国家的历史重任”的“新军人”形象。2月9日,也就是福建战役爆发的次日,吴佩孚就从衡阳率直军北上直奔保定,做好了出兵讨伐段祺瑞的军事准备。

  段祺瑞当然更是不甘示弱,他随即胁迫大总统徐世昌以“不服军令、擅离职守、企图颠覆中央”的罪名罢免了曹、吴两人的职务,并宣布吴佩孚的军队为“叛军”。他随即在团河成立了对抗直军的“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对直系的军事部署做出了最强烈的反应。

  直系更是针锋相对,设“讨贼军”大本营于保定,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奉系军阀张作霖也随即派兵入关,打算直接协助直系部队作战,企图借机混水摸鱼、达到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目的。

  但是随后他自己的“后院”起了火、辽东战役爆发,因而张作霖派兵协助直系军队作战的计划只好被迫中止:奉军前进到滦州(今唐山滦县)一带即接到了张作霖的命令:“就地防御”、不再前进。

  曹锟和吴佩孚因其兵力稍显单薄,遂按兵不动、与皖军对峙于直隶、天津一带,暂时打消了发动军事进攻的念头,转而继续加紧联合各省督军、积极整军备战、等待时机。

  双方的统帅都在观望着外部形势的变化:吴佩孚是因为失去了奉军的援助、实力不足,更担心日军获胜后直接派兵干涉、帮助段祺瑞。以日本人以往的劣迹来看,山东的3万日军和辽东的2万关东军恐怕是不会坐视段祺瑞垮台的。段祺瑞当然是盼望着日本人获胜、企图“不战而屈人之兵”、让直军知难而退。两军对峙了三个多月,竟然奇迹般地相安无事!大军对垒三月余,却几乎连小的军事摩擦都没有发生过,真可谓之“奇迹”了!

  4月底,辽东战役终于结束,日军再次大败。一直依仗着日本支持金钱和武器装备的段祺瑞及其所属的皖军再度失势。接着,菲律宾军队又增兵山东,他们解决日本在中国最后一股军事势力的企图业已非常明显。曹锟认为段祺瑞的外援已失、时机已到,在辽东战役结束之后不久就急忙与奉系张作霖联合提出倡议,并主动向山东督军张树元示好,准备在保定召开“九省联盟会议”,试图形成直、奉两系联合鲁(菲)军共同对皖的局面。

  目前,曹锟和吴佩孚的直系所占地盘为:直隶(曹锟)、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附和势力:河南(赵倜)、察哈尔(王廷桢);联合势力:东北三省(张作霖)。号称直、苏、鄂、赣、豫、奉、吉、黑“八省同盟”。

  段祺瑞皖系所占地盘为:安徽(倪嗣冲)、浙江及凇沪(卢永祥)、湖南(张敬尧、吴光新);附和势力:陕西(陈树藩)、甘肃(张广建);联合势力:山西(阎锡山)。亦有皖、浙、湘、陕、甘、晋及热、察、绥“九省同盟”之说。

  此时,已经接受了菲律宾改编军队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和山东督军张树元奉命表态:“日寇才是侵略者,是全中华民族之公敌,我等将誓死剿灭之!国内各军应保持克制、一致对外,切莫骨肉相残!我军将在任何国内发生之军事冲突中严守中立”。他们的声明观点一致、如出一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从全国各地的舆论上来看,主张维护国家主权的吴佩孚的“讨贼军”显然获得了全国各界的同情和支持,而亲日的段祺瑞军事集团却因为山东主权问题在舆论战中先失一分、处在了下风。

  近日,直、皖双方又不约而同地纷纷增兵、各自投入了近11万人的兵力,陈兵于河北涿州、高碑店、琉璃河、杨村一带,直、皖两军剑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段雨生的想法,是试图在这次直、皖两系的军事冲突中“火中取栗”:即首先利用张树元组建“新鲁系”、通过这次直皖战争把他们的势力渗透到北京政府,最好的结果是让他们控制之下的新崛起的“鲁系张树元军阀”控制北京政府。这就是他急着赶往济南去见张树元的原因,因为在他的计划当中,张树元无疑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关键人物。

  如果张树元真的能够入主北京政府并能够影响北京政府的决策,那么对于他们今后和平统一中国的大业就实在是太有利了: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左右北京政府的政策与菲律宾政府合并、进而成立未来的“联合政府”。当然,这是最好的结果。即使达不到这个目的,退一步也要趁机让张树元“入阁北京政府中枢”、对北京政府的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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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在济南地区的主要码头有姜沟、望口山和洛口三处。为了保密和安全,段雨生的行程只告诉了菲律宾驻济南办事处的自己人,并没有通知张树元和许崇智。

  1920年5月5日晚,经过了近三个小时的奔波,段雨生乘坐的鱼雷艇一路顺风,终于抵达黄河边的济南洛口码头。此时已经是夜半时分了,码头上一片沉寂,只有静静地停泊在码头上的渔船发出清冷的点点渔火。

  跟随段雨生从青岛赶来的三名秘密行动小组的战士利索地离开鱼雷艇上了岸。不一会儿,他们就领着三个人来到了鱼雷艇边上。这三个人就是济南的秘密行动组成员,他们已经在码头上等候很长时间了。三个人的脑袋上都戴着一副绣了一条金龙的黑色头套(杀手当然不会轻易以真面目示人),这身打扮在人群里显得十分怪异和突兀。

  段雨生对南宫平和刘思扬这两个“金庸迷”为国内的各个杀手小组设计的这套装神弄鬼的行头一直很不“感冒”。但是在国内民众民智未开的大背景下,取得的效果却是很明显的。

  在当地的传说中,正是戴“金龙头套”的大侠在刑场上救下了爱国人士、回教救国后援会的会长马云亭并枪杀了刽子手马良。经过说山东大鼓书的艺人之口,“金龙大侠”在济南一带被传得神乎其神,他们的打扮“金龙头套”也在他们有意识的泄露下成了替天行道的大侠客的标志,而那些心里有鬼的官员们对“金龙大侠”却是谈虎而色变。

  段雨生首先询问了一下济南日军的情况。直到这时候他才知道:济南的日军大部队始终没有驻进城内,而是沿着铁路线驻扎在济南市区东部的历城至章水一线,城内的日军武装只有两个中队的护路部队,也叫铁路警察部队。但是当小组长告诉他“日军今天傍晚突然派一个中队的士兵占领了位于泺口渡口的黄河铁路桥”的时候,段雨生立刻意识到了日军这个举动的不寻常!他判断:日军可能要向北撤退、与段祺瑞合兵,共同对付曹锟和吴佩孚,甚至有帮助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的企图!

  泺口渡口位于济南北郊,隔河是齐河县境。泺口原是古代泺水注入济水的地方,故有“泺口”之称。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从山东入海以来,泺口一直是济南黄河交通的枢纽,建有航运码头。1912年11月29日,由德国孟阿恩桥梁公司设计、历时三年半时间监造的泺口黄河桥(即津浦铁路黄河桥)竣工。

  黄河铁路桥失陷的消息让段雨生心急如焚,他一面命令把这个新情况马上向孙嘉诚报告,一面命令大家立刻进城,直接去督军府见张树元和许崇智。曾经击毙参战军师长、济南镇守使马良的三名“杀手”熟门熟路,带领段雨生和一个中队的40名特种兵爬上了等候在码头外面的两辆卡车,快速向济南市内开去。在特种兵中队长冯敏少校的建议下,段雨生果断地命令鱼雷艇暂时不要返回青岛,留在码头等候命令。接下来的抢夺铁路桥的战斗,恐怕还需要这两艘鱼雷艇出大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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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督军府外突然响起了由远而近的卡车嘶吼声,在寂静的黑夜里特别刺耳。只听“嘎——”地一声,卡车停在了督军府大门外,从车厢里面跳出了四十多名身穿“花衣服”、手握自动步枪的精神抖擞的士兵!下车的士兵只有10人留在了府门外警戒,其他人则迅速向两边散开、沿着围墙向前面搜索而去。

  这时候,督军府里面响起了一片拉动枪栓的“哗啦”声和吼问声:“你们是哪部分的?都给老子站住!不然老子就开枪了!”

  身穿菲律宾陆军少校制服的特种部队中队长冯敏来到了督军府大门前,冯敏把一封信交到了显然是刚从被窝里爬起来的一名上尉副官的手里。那位副官看了一眼信封,又扫了一眼他身后站着的荷枪实弹的一队士兵。当他发现这些人的装束竟然都是菲律宾陆军作战服的“花衣服”之后,紧绷着的脸立即现出了谄媚的笑容,非常客气地说道:“各位请稍候,请稍候!卑职这就去报告大帅!”

  这名副官进去的时间不长,张树元和许崇智就一路小跑着联袂迎了出来。略微寒暄了几句,大家就一起走进了督军府。

  落座、上茶之后,张树元仔细打量起这位年轻的菲律宾内政部长官来:浓眉、细目、五官端正、神色从容。如果是在相面人的眼里,这是一副典型的“富贵相”。

  段雨生也在暗自端详着张树元。因为他同这个时代的人一样留着胡子,所以看起来有近四十多岁的年纪,显得非常成熟和稳重。段雨生知道这个时代的人因为营养和阅历的关系都比较早熟,女子十四岁就嫁人当母亲了,男子16岁就算成年、可以顶门立户了,而张树元虽然看上去很老,可他实际上还不到四十岁呢!段雨生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三十岁,如果再算上来到这个世界的三年时间,他和许崇智应该跟自己是属于“同一个年龄段儿的人”才对。

  想到这里,段雨生不由得微微一笑:这个张树元应该是自己的“祖爷爷”辈儿才对!唉,这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又是一笔糊涂帐啊!自己还是不要“斤斤计较”的好,省得一想起来就觉得别扭。

  三人当中只有许崇智跟两个人都熟悉,一看两个人好久都没有说话,只是互相端详着对方,做为“中间人”的他只好首先开口说道:“段部长这次来济南如此突然,一定是有要事吧?”

  段雨生点头说道:“汝为兄说的不错,我这次来确实是有要事与少卿兄和汝为兄商量。”

  张树元连忙表态:“段部长请讲!只要对国家有利、只要是张某能够做得到的,张某敢不从命!”他早就听许崇智说过:这个段雨生是孙、张政府里的核心人物之一。关乎自己今后的前程,他当然不敢懈怠。

  段雨生微微一笑:“汝为兄不用如此客套。咱们都是自己人,大家的年龄又差不多,我们以兄弟相称即可。叫我的官衔儿,兄弟感觉挺别扭的。兄弟这次来见两位,本来是为了商讨如何解决济南日军的问题。但是我下船之时就听说了黄河铁路桥在今天下午被日军占领的消息,这才连夜赶到汝为兄这里来商量对策。打扰了两位的好梦,还请不要见怪哦!”

  许崇智和张树元连忙摆手:“没关系,没关系!应该的,应该的!”

  听段雨生提起了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张树元站起来挥舞着手臂气愤地说道:“日寇简直是欺人太甚,他们竟然出动了一个中队的士兵偷袭了我重兵把守之下的黄河铁路桥!我正准备明天派大部队把大桥夺回来呢!”

  许崇智解释道:“您知道,济南是胶济、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汇点,八方辐辏,商货转运便利。为了保证商人们的货物运输不因战争而中断,我们一直没有封闭泺口渡口。正是因为这样,才让狡猾的日本鬼子钻了空子:他们竟然化装成商队偷袭了我们的守桥士兵、占领了铁路桥!”

  张树元接着说道:“在济南市西郊的长清和平安店地区,日军在那里一直驻扎三个步兵中队,偷袭津浦铁路大桥守军的日本人正是从这里出发的!我平时只注意铁路线上的日军了,万万没有想到日军会如此卑鄙!我傍晚的时候派部队前去抢夺,但却......因为日军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没有把大桥夺回来!现在,长清和平安店地区的日军已经全部移动到了大桥附近,他们还渡过了黄河、占领了北岸的晏城(今齐河)!我感觉日军抢夺津浦铁路桥的行动有些莫名其妙:按照协议,他们的任务只是守卫胶济铁路,即使夺了这座桥又有什么用处呢?难道......他们要向北运动?”

  张树元被自己的这个推论吓到了,缓缓地摇了摇头,接着自己的话头分析道:“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如果他们向北进入直隶境内的话,那他们日本军队就是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侵略了!除非是中日两国宣战,否则他们应该不敢......”

  段雨生呵呵笑着打断了他的话:“汝为兄的猜测完全正确:日军的企图恐怕就是要帮助段祺瑞保住北京政府!至于少卿兄所担心的‘侵略’问题,只要段祺瑞代表政府说是他向日本借的兵,那就不能算是侵略了吧?至于真实的原因嘛,第一应该是军事上的。因为山东的日军败局已定,日军留在山东与我军死拼的最终结局只能是全军覆没,不会有第二个结果。对于这一点,斋藤季治郎应该看得很清楚。不然,他也不会在我军到来之前就率先抢占蓬莱、莱州、滨县三地,企图阻止我军登陆了;第二是应该是政治上的。因为目前的日本要比从前更迫切地需要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在日本政府的眼里,达到这个目的应该比保护胶济铁路更重要!把这两个原因综合到一起,他们才会有今日出兵抢占津浦铁路桥的举动,以打通他们北进的道路!也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抢占先机,即保全了山东的日军,又保全了段祺瑞的亲日政府!”

  许崇智点头表示赞成,而张树元却反驳道:“段部长的分析张某实在不敢苟同。目前国内民众的反日呼声日益高涨,段祺瑞如果这样做的话,就等同于卖国行为,把自己放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即使这样做保全了他的地位,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无异于饮鸩止渴啊!更何况,日本政府如果出兵扶持段祺瑞就是干涉别国的内政,将使日本政府在国际上陷入空前的孤立!目前的日本政府恐怕还不敢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吧?”

  张树元的话也让段雨生对自己的判断犹豫起来:历史上的日本确实没有因为皖军战败而直接进行军事干涉、扶持亲日的段政府,而是坐视直、奉两军进入北京、控制了北京政权。正如张树元所说的:日本政府恐怕更不会为了挽救一个师团而甘冒如此大的政治风险!难道是自己判断错了?但是日军突然抢占津浦铁路桥的异常举动又做何解释呢?

  小会客室里一片沉寂,三个人都在努力思考和猜测着各种可能性。许崇智突然一拍大腿,兴奋地说道:“我认为这应该不是日本政府的意思,而是斋藤季治郎自己擅自做的主!只有这个解释才能让日军的异常举动变得合乎情理!”

  许崇智的话也让段雨生心头的疑惑一扫而空:“对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他别有深意地看了许崇智一眼:这历史上的名人就是不同凡响啊,以后他们对于这些历史名人确实应该多多留意和关心了。这些人就如同埋在沙堆里的金子一样,只要有机会就会发光啊!

  段雨生接着分析道:“斋藤季治郎因为无力在山东对抗我军,于是他就想到了这样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如果侥幸成功了,他就是奇功一件。但是我认为不管日军最后成功与否,日本政府恐怕都会推脱责任,把责任推到斋藤季治郎的脑袋上!他们会把这件事说成是第十一师团自己的擅自行动、日本政府事先毫不知情,这样一来,日本政府就可以既推卸了责任、又坐享斋藤季治郎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了!”

  张树元也缓缓点头表示赞成他们俩的这个推论。而段雨生却又疑惑起来:这么重大的事情,按照常理双方一定会有电报往来,可是为什么“耳朵小组”却没有监听到呢?一直到战争结束,段雨生才在审问日军战俘的时候知道答案。

  原来,日军的北进计划确实是斋藤季治郎自己擅自做主的,他知道日本政府不会同意,根本就没有向日本政府汇报!而且他是利用对菲军发起主动进攻的时机,特意派出了自己的全权谈判代表去北京同段祺瑞商谈的。日本人在中国经营了多年,谍报机构遍及中国各地。他正是利用这个渠道与段祺瑞取得联系的。为了得到段祺瑞的支持,他许诺“事成之后,他将无偿为段装备和训练四个旅的日械部队”!

  也正是这个诱人的条件,让老奸巨滑、犹豫摇摆的段祺瑞终于入了斋藤季治郎的套、答应了他的全部要求。没有谁比段祺瑞更能深切体会到装备精良的军队在中国政坛上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如果当年没有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巧立名目、借助对德宣战的时机、利用参战名义同日本订立参战借款、由日本提供军火和教官编练的3个师加4个混成旅的参战军,恐怕就不会有他段祺瑞今天如此稳固的政治地位!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段祺瑞终于同意了斋藤季治郎提出的“借兵方案”,即对外公开发表政府声明:“北京政府将接受山东日本友军的请求、允许日军第十一师团暂时加入政府军序列,并视日军第十一师团为‘抵抗菲律宾侵略’而进行的战争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正义战争’!”

  后来,段雨生把这个内幕公开刊登在了国内各大报纸之上,段祺瑞的真面目终于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曝光。因为段祺瑞素有清廉的名声,报上称他是一个“醉心于权术的卖国的‘清官’”!段雨生又提出了“清官与卖国”这个话题让大家来讨论,在知识界掀起了一场“究竟什么样的官才是百姓之福”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几乎彻底颠覆了国内民众老旧陈腐的、以个人英雄主义为出发点的“清官论”,也为推行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孙嘉诚的战役计划张树元已经收到了,他说道:“鄙人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决定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是夺回黄河铁路大桥、把日军赶往章丘、临淄,还是继续按照原定计划执行占领德州、封死日军北进道路的命令。”

  段雨生回答道:“这个问题涉及到山东战役的具体走向,需要向孙总指挥汇报、让他来做最后的决定,我们坚决执行命令就是了。时间紧迫,我们就在这里用电报跟孙将军商量,等待最后的结果。张将军也应该拿出自己的意见来,上报孙总指挥。”说完,命令外面的警卫战士把电报机搬进来,准备就在屋子里发报。

  张树元说道:“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按照原计划行动、把铁路桥夺回来也就是了。”

  段雨生笑着说道:“张将军不要这么早就下结论。等兄弟我把这次来的目的说出来之后,将军再做决定也不迟啊!”接着,他把自己的来意说了出来。

  听到段雨生说出来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计划,张树元的脑袋都有些迟钝了:他们竟然准备让他派兵进入北京、公开支持新任总理靳云鹏!靳云鹏当上国务总理之后,早就有人传说中国又要出一个“鲁系军阀”了,如果张树元这个山东督军派兵进京明确支持他,这就等于是把同为山东老乡的靳云鹏绑到了他们的战车之上啊!

  但是张树元又不得不佩服段雨生的这个天衣无缝的计划:放部分日军进入直隶、然后再以“剿灭流窜日寇”的名义派部队进入北京、联合曹锟推翻段政府,然后再公开发表支持靳云鹏继续担任国务总理的声明!至于总统,段雨生的意思还是由徐世昌来当,绝对不能让曹锟的总统梦成真!

  段雨生解释道:“既然段祺瑞从前许诺曹锟的付总统都无法兑现,我们就更没有必要支持他来当总统了。至于外围的事情就由我们出面解决吧,我们保证不让奉系给你和靳云鹏捣乱。为了确保你的部队能够顺利围歼逃跑的日军,也为了让吴佩孚这小子不敢轻举妄动,我们将在山东战事结束之后,以“鲁军”的名义再派两个师进入直隶牵制直军大部队,好让你的部队顺利进入北京城!”

  张树元没有说话,而是反复思考起这样做的利弊来。段雨生的提议太过突然,他的脑袋现在都有些短路了,思路一时之间也没能整理清楚。

  许崇智已经习惯了这些人琢磨出来的这些奇思妙想,反而没那么惊讶。他思索着对段雨生说道:“我认为使用‘粤鲁联军’这个名称似乎更合适一些,请段部长斟酌。”

  许崇智的建议让段雨生的眼前一亮,思路大开:“有道理!我们可以让陈炯明和李厚基联合张将军一起对外发表一个声明,并成立粤、闽、鲁三省联军,形成粤、闽、鲁三省联合支持靳云鹏的局面!”

  许崇智的心里暗暗佩服段雨生举一反三的急智,他点头赞同道:“如果能这样就更稳妥了!”

  段雨生接着说道:“我们还可以说服张作霖表态支持靳云鹏继续担任国务总理,再派军队以武力压迫吴佩孚屈服!其他各省的势力比较弱小,不足为虑。这样一来,我们的计划就万无一失了!”

  张树元终于想清楚了,开口说道:“我需要知道你们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还有,我将来在北京政府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需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这些事情还是事先说明白的好。”他的意思是自己不能稀里糊涂地去当这个傀儡,总要弄个明白才好做最后的决定。

  段雨生本来也没想对他隐瞒,他微笑着回答道:“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平统一全国,不希望因为完成统一大业而在国内发生大规模战争、把整个国家打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北京政府。当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发生战争恐怕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多方努力,尽量把这种损失减到最小。等将来时机一到,我们就成立联合政府、完成国家的和平统一。至于你的位置,我的计划是由你来担任改组之后的中央政府中的陆军总长,由汝为兄担任副总长。然后你们利用手里的权利和我们的支持循序渐进地改革国内军制,或者逐步更换各省督军、或者逐步将各地督军的军权收回中央。至于军事实力最强的吴佩孚和张作霖,你们不要与他们直接发生冲突,交给我们从外部来解决!”

  张树元仔细想了想,点头说道:“计划是不错,以我们的实力,实现起来并不太难。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资历太浅了,由我担任陆军总长恐怕难以服众啊!不说曹锟和张作霖,就是吴佩孚和各省督军里面,比我资历深的人也比比皆是。”

  段雨生说道:“资历不是问题,实力才是关键。我们将借助这次山东抗日为你造势,先争取舆论上的支持。除了你自己的部队之外,我们准备最少派三个师进入北京为你保驾。另外,我们还准备把你的‘鲁军’再扩编五个师,按照我们陆军的标准来装备!当然,军队是属于国家的,他们只能在名义上属于你,但是他们可以在这段时间内听从你的直接指挥。”

  张树元考虑了一会儿,终于点头说道:“我基本同意这个计划。”

  段雨生也终于长出了一口气,笑着说道:“好,汝为兄答应了就好!我还一直担心你不同意呢!至于具体的细节咱们可以慢慢商量。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来计划下一步的行动吧!”

  他们很快就接到了孙嘉诚的回电:“基本同意你们提出的‘放部分日军进入直隶,再以尾随追击日军之名义、派兵进占北京’的方案。但是为了迷惑敌人,有必要夺回黄河铁路桥、让日军前来与我军争夺,把日军的有生力量消耗在黄河桥和济南至德州之间的数道阻击阵地之上!

  为达成此战役目的,特对原定作战计划做出以下调整:一、立即从青岛派一个特种兵大队乘海军舰艇沿黄河至济南,今日凌晨偷袭守桥日军,望你部立即做好准备、配合特种部队的行动;二、张树元所部在占领铁路桥后,即刻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齐河之敌、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予以全部歼灭。我将用运输船为你部送去电台20部,60mm、82mm迫击炮各16门及足量炮弹,以增强你部攻坚火力。战斗结束之后,你部即沿黄河北岸就地布防、设置阻击阵地;三、命令林波所部设置禹城、平原、德州三道阻击阵地,逐次消耗日军实力!四、原定的‘赶羊’计划改为歼灭潍县之敌、将临淄日军沿着铁路赶到济南、赶过黄河,把他们的大部兵力留在我们预设的阻击阵地前面!放弃防守济南计划,但需做好济南百姓的转移和安置。五、为达成此战役计划,再增派5个团赶赴德州、划归林波指挥;六、其余各部均依据此计划做出相应调整。”

  张树元一边看着孙嘉诚的命令,一边赞叹道:“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即能做出如此周密之作战计划,孙将军真奇才也!”段雨生听了却暗暗觉得好笑:孙嘉诚的参谋部有20多名作战参谋,都是菲律宾陆军学院的高才生。如果他拿出来的计划不快、不周密,那才是活见鬼了呢!

  张树元随即下达了作战命令:命令第五师师长张怀斌上校立刻率部向黄河铁路桥方向运动、做好配合特种部队夺桥行动的所有准备;命令暂编第二师师长何国华上校率部担任警戒任务、监视历城和章水日军的动静;命令济南警备司令部立刻派出全部警备部队、掩护省机关人员向济南南部撤退,将临近铁路线的城内居民也暂时疏散到城南十六里河一带农村:按照孙嘉诚的作战部署,包其三少将率领的第4师一部将在两天之内到达灵岩山地区。

  段雨生则命令跟随自己的特种兵中队立刻前往黄河渡口洛口码头,乘鱼雷艇去黄河北岸开辟作战物资转运场,第五师的一个团将随后乘渡船赶到。

  据事后总结,只有疏散居民一项任务没有完成好:因为时间紧迫,警备部队只好强行优先疏散临近铁路的居民。在这个战火不断的年代,已经习惯了跑兵祸、跑匪患的中国百姓一听说这里要打仗了,立刻就拿起了本就不多的财物、跟随大队百姓向城南转移了。倒是那些家大业大的有钱人本着“财去人安乐”的念头,大部分都没跑,结果被日本人的溃兵杀了不少。财也去了,人也“安乐”了——不会说话、不会出气了,当然也就安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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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5月6日凌晨4时许,菲律宾远东陆军第二特种兵大队在大队长王文钊上校的带领下,乘坐六艘海军鱼雷快艇从青岛抵达济南洛口黄河码头。孙嘉诚训练的特种部队各有侧重:第一大队擅长战场狙击、第三大队擅长zha药爆破,而这种深入敌后的偷袭、破坏固定目标的战术,正是第二特种兵大队所擅长的,也是最危险的,倒不是孙嘉诚特意给王文钊立功的机会。

  炸毁鸭绿江铁路桥的任务顺利完成之后,王文钊的军衔已经从中校升为上校了。名声在外的他不得不珍惜自己的“羽毛”,对这次接受的任务越发仔细起来:下船伊始,他布置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把当地熟悉有关情况的人找来,详细了解关于黄河铁路桥的情况,他甚至仔细到了桥梁的具体技术指标。好在张树元派人给他找来了有关的档案,否则这些技术数据还真没几个人知道呢!

  王文钊和副队长莫荣林中校找来给他的大队新派来的负责破坏桥梁的技术员、菲律宾科技大学桥梁专业的毕业生汪福铭,三个人仔细研究着这些技术资料:津浦铁路黄河桥(泺口黄河桥)位于济南市北泺口镇,全长1255.2米,共12孔,下承钢桁梁。设计预留双线,单线铺轨通车。1909年7月开工,1912年11月29日竣工。由德国孟阿恩桥梁公司设计和监造。泺口黄河桥是津浦铁路线上最大的桥梁,其164.7米跨度的悬臂梁也是当时跨度最大的钢桁梁。

  桥梁下部结构按双线桥设计,墩、台基础有三种类型:第1~7号墩和两个桥台采用五角等边形钢筋混凝土桩基,第8、9、11号墩均位于主流,采用气压沉箱加桩基础。

  全桥墩、台基础以上均用混凝土浇筑,并以料石镶面。上部12孔钢梁均为三角形铆接梁,桁高除在第9、10号墩上递增至20米外,其余均为11米。主桁中距9.4米,设计预留了可改铺双线的净空。在主流处的第9~1l孔钢梁具有特色,第9和第11两孔为锚臂128.1米,并各向中间第10孔展延伸臂27.45米,第10孔的悬梁为109.8米,悬梁与伸臂梁以摆柱联结。其余9孔为简支钢桁梁。全桥钢梁共重8625吨。

  这座桥建成之后为了防止冲刷,在各墩基础周围均加打了护桩。本桥桥址的选择、桥跨的布置和桥基的建筑都是成功的。上部悬臂大跨度钢桁梁采用了摆柱传力装置,设计构思颇具特色。大桥在设计时就考虑了远期双线行车,以后虽未实现,在当时也算具有远见了。

  汪福铭说道:“大队长,破坏大跨度钢桁梁结构很容易:只要在铆接梁和悬梁与伸臂梁之间的摆柱联结位置上安装少量zha药,把主要的承力点炸毁,这座大桥就算废了!而且修复起来也比较容易,能够满足上级的要求!”段雨生给他们提的要求是“消灭守桥日军,但不许破坏大桥”,因为张树元的两个师还要从大桥上过呢。

  破坏总要比建设简单得多,汪福铭倒是对他自己目前所承担的工作很满意。他来到第二特种兵大队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王文钊检讨了上次炸毁鸭绿江铁路桥三座桥墩的“愚蠢行为”,他认为这个办法“很不科学、很浪费”!他从专业角度给王文钊上了一课:从作业强度和实际效果上讲,炸桥墩远不如炸大桥上钢梁容易,给敌人造成的修复上的困难程度几乎是一样的。而炸毁有开闭梁的四号墩与炸毁三座桥墩的效果差距并不大,但是付出的代价却不一样:在执行这样危险的任务的时候,减少埋设zha药的工作量当然就意味着减少牺牲的机会!

  这小子当时的“教师爷”口气让王文钊这个半文盲十分不爽,但是他却无可奈何:因为他知道这小子说的是科学——孙将军再三教育他要“尊重科学”,他也只有尊重这个毛头小子的意见、老实听着了。

  王文钊问道:“以现在的条件,你多长时间可以让大桥通车?”

  汪福铭想了想:“只要有零件,我在12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修复!”王文钊立刻派人把负责维护大桥的工人找来询问,结果却是“没有备件”!

  他一听就乐了,得意地对汪福铭说道:“你的技术这回用不上喽,还是用本大人想的土办法吧!从桥墩上爬上去,偷袭日军!”汪福铭摇了摇脑袋,颓丧地走开了。第一次参加实战就没用上专业知识,让这个年轻人感觉很郁闷。

  总算出了这口鸟气,王文钊心情愉快地跟莫荣林开始研究起具体的行动方案来:爬桥墩对于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来说是小菜一碟,任务很快就被安排下去了:挑选20名水性好的战士担任从桥墩偷袭日军的任务、两个中队乘坐鱼雷艇在水中骚扰日军,两个中队负责从大桥北端偷袭日军的桥头火力点、然后佯攻,吸引守桥日军的注意力。

  计划好之后,王文钊一声令下,部队就开始了行动。与此同时,王文钊通知张怀斌上校率领第五师向大桥方向运动,担任南岸的佯攻任务。

  日军夺取黄河铁路桥之后,因为时间紧迫,只来得及在两岸桥头利用沙袋和战壕构筑了简单的立体防御体系,北岸的防御相对差一些。但是对于火力弱、装备差、战斗意志低下的中国军队来说,两个中队的士兵、12挺马克沁水冷式重机枪、6门60mm迫击炮和四门75mm山炮,足以抵挡住一个师的中国军队在短时间内发动的进攻了——因为日军的大部队可以依靠铁路快速增援他们。

  可惜这次日军彻底失算了:果真有一个师的中国军队从南岸对他们发起了进攻,他们也果真没能突破日军的桥头防线。但是在王文钊的建议下,暂编第二师师长何国华上校派部队把济南城区至铁路桥之间的铁轨扒掉了三段、四百多米,然后在这一地区设置了数道阻击阵地!虽然日军作战勇敢、很快就突破了阻击阵地,中国军队更是几乎“一触即溃”,但是却还是把从历城和章水增援的日军阻挡了整整一个小时!

  就是在这一个小时的宝贵时间里,王文钊率领部队从鱼雷艇上和大桥北岸同时攻击桥上的日军,掩护20名战士从冰冷的河水里泅渡到了桥墩下!他们利用专用工具爬上了大桥的中间位置,突然从日军背后出现,用便携式火箭筒很快就解决了大桥两端的日军火力点!

  夺回黄河铁路桥的战斗从开始打响到最后结束,只用了不到三十分钟!这个结果让张树元、何国华和张怀斌等人暗自钦服不已。百闻不如一见,军人只服从于实力——经此一战他们彻底心服了,当然也暗暗庆幸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按照原定计划,第五师和暂二师快速撤出了阻击阵地、跑步通过了大桥。等日军追到桥头的时候,大桥上的数个铆接梁和摆柱联结位置突然发生了数次很微弱的爆炸!正是这些本不严重的爆炸,让数名日军尖兵一脚踩空、落入了黄河!随后,大桥上的几段路基竟然也跟着掉下河去了。而桥上的铁轨虽然还顽强地连着,但是却颤巍巍地悬空了!不要说是火车,恐怕连人也只能爬着过去了。可是就这样象蜗牛一样地爬过去,简直就是给敌人狙击手的当活靶子!

  汪福铭看着自己的“杰作”得意地笑了:在这支队伍里,懂技术的就是爽!大队长这个文盲倒是想不听我的意见,可他最后不还是做不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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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5月初,直、皖双方压抑了数月之久的口舌之争终于再度爆发。

  段祺瑞悍然下令捉拿吴佩孚进京,着曹锟革职留任,并大肆表其三造共和与参战胜利之功。吴佩孚则不再指桑骂槐,而是毫不客气地痛斥段祺瑞为汉奸。

  随即,吴佩孚向全国发出通电、直斥段祺瑞:

  “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团体、各报馆均鉴: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

  路线者、国脉之所在也,而南起赣闽、北迄蒙满,要键无存者矣!军队者、国本所托也,而上自军官、下至下士、完全易汉帜矣!大逆不赦、中外所闻,斯而可忍、人心尽死。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

  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往者忧衷百结,以段祺瑞为军阀老辈,因尝眷念私交,不忍遽伸大义。但冀稍有悔悛,亦复不为己甚。故请惩从犯安福妖孽徐树铮等,以私曲获,此佩孚之私意,谅亦国人所矜察也。

  乃其日暮途穷、匪惟不悔,尤复倒行逆施,甘心举民国以送异族、躬为操莽,既一逐黄陂、再驱河间,今复威迫元首、失其自由、伪造乱命!暴戾阴狠、为振古所未闻,篡上卖国、尤中外所罕睹!

  夫共和主权在民,总统为民之公仆。元首袒贼以卖国,吾人尽忠报国亦当权衡轻重。况在失其自由被胁之乱命,佩孚等个人纵本末颠倒,不难伏首以就戮!为国家计,亦安能荒军人之天职,贻百载之笑骂邪?事变至此,惟有忍涕挥戈、以与卖国贼盗相周旋!但令悃悃血诚、为我四万万父老昆季所洞鉴!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刀锯斧钺、非所敢恤。

  世或不察,目为皖、直之争,愚怀耿耿,窃所未平。南北本属一家,直、皖岂容二致?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

  诸公或握军符、或主清议,奋发讨贼、当有同情。若其眜中外之防、忘国家之义、坐令国土陷于异族、子孙沦为奴隶,千秋万世、自有公论,非佩孚等所敢闻矣!涕泣陈辞,伏惟公鉴。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吴佩孚率直军全体同叩。”

  都说梁启超的笔下有“魅力”,吴佩孚又何尝不是?他在这几年中的通电,都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激扬文字。如这一篇,把段祺瑞比做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而他却以岳飞自比,这便是吴一贯的行文风格了。

  虽然被吴佩孚骂得狗血喷头,但是段祺瑞对这些文字游戏并不很在乎,因为他对“讨直之战”是非常有信心的。他曾吹嘘说:战争开始,只消五天就可以攻下保定!

  段祺瑞的自信自有他的道理:他首先认为奉军不会帮助直军。为什么他相信奉军不会介入呢?因为他认为张作霖虽然和徐树铮不和,但张和直系的曹锟和李纯也有很大的矛盾。再加上辽东地区战火方熄、东北边防军又进兵长春围剿日本关东军,根本无力西顾。更何况菲军又虎视在侧,因此他估计张作霖在后院不稳的情况下,一定会在关外坐视成败,不会在直皖冲突中轻易下注——也就是说张作霖会保持中立!

  段祺瑞认为只要张作霖保持中立,即使没有日军做后盾他也有把握击败直军,何况还有山东日军第十一师团这股生力军的加入呢?那可是他手里的一张王牌:他准备如果战事不利,就在关键时刻让斋藤季治郎从背后给吴佩孚来上致命的一刀!只要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以他的手段自有办法把日军参与中国内战的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可是他最近却风闻曹、吴二人与孙大炮的手下来往频繁——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他现在唯一担心的正是菲律宾政府在这次直、皖冲突中所持的立场。如果菲军也阴他一把、从山东出兵帮助吴佩孚或者派海军在天津登陆、直取京师,那他可就真是“前功尽弃”了!

  但是段祺瑞随后就看到了广东、福建和山东三省几乎同时公开发表的声明,终于使他这颗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当然知道这三个省的意思就是菲政府的意思——只要他们保持中立,这场“平叛战争”他段祺瑞就赢定了!

  1920年5月6日,段祺瑞从团河指挥部回到了北京,在他的将军府里召开了全体阁员及军政人员参加的紧急联席会议。在他的操纵下,联席会议很快就做出了“出兵讨伐曹、吴逆军”的决定,并“授权”段祺瑞“便宜行事、全权负责讨逆战事”。

  会后,段祺瑞立刻下达命令:任命徐树峥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军司令兼京师戒严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军司令、魏宗翰为第三路军司令。

  先下手为强,为了尽快解决这次军事危机,早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的段祺瑞断然下令主动向直军发起进攻、打吴佩孚一个措手不及!

  当日,皖军第一军以陆军第十五师为先锋,汇同边防军第一师、第三师第5混成旅和陆军第九师两个营,沿北京至保定的京汉铁路线直扑高碑店,主动向直军第三师发起了突然进攻,目标直指直军大本营——保定!本质上是争夺中央控制权的直、皖战争终于没能脱离历史的惯性,提前爆发了!

  直军第三师对对方的突然进攻准备不足、损失惨重,只好无奈地退出了高碑店。双方的第一次交锋,直军败北。

  东路皖军几乎同时从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直军发起进攻。因为直军在铁路桥边架设起大炮阻挡住了皖军的攻势,双方当天在杨村战场上胜负未决、打了个平手。

  而就在双方陷入对峙状态的时候,驻守天津的“护路”日军终于忍耐不住、主动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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